学好普通话,“北上”开工这儿就是家

2022/7/7 7:15:46  笑奇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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距离上世纪90年代,第一批香港电视导演“北上”内地,已经过去了近30年。30年间,他们从内地片场的“客人”、两地影视文化的交流使者,融入为内地影视的参与者、见证者、推动者。但相较香港电影导演名声在外,香港电视导演似乎总是低调地藏在作品背后。观众或许只知道《仙剑奇侠传》《花千骨》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》《长歌行》,却对它们的创造者十分陌生。新京报记者独家专访蒋家骏、梁国冠、马华干、戚其义、钟澍佳、朱锐斌(按首字母顺序排序)六位知名香港电视导演,聊聊他们漂泊、扎根、怀抱内地的“北上之路”。

为机遇“提前回归”

“我是提早回归的。”朱锐斌表示。

上世纪90年代中期,伴随改革开放后内地市场经济日益开放,较低的人工成本、广阔的实景空间、影视供不应求的时代背景,促成内地掀起一阵合拍剧风潮,吸引一众香港影视人才来内地发展。

上世纪90年代,朱锐斌仍是香港电视广播有限公司(TVB)的一名副导演,主要工作是剧务、场记、执行、发通告、选演员、做预算等。在香港人才济济的那些年,他甚至没有机会亲自执导一部电视作品。1996年,他决定离开TVB,“我想的还是比较长远一点。”那时他看过一些内地剧作,其水平正在快速超越香港。时值香港知名导演潘文杰初到内地,在深圳成立了新公司,在他的邀请下,朱锐斌决定抱着学习的心态来内地看一看。

大多数在90年代“提前回归”的香港导演,几乎都曾受限于香港电视业日趋缩小的创作空间,期望在内地闯出一片天。蒋家骏在1995年转战内地。他犹记当年来到天津拍摄年代剧《千秋家国梦》,那时天津的城市建设相对古朴,但有很多古色古香的传统建筑,可以拍摄很多展现年代感的实景。“那时候我们特别向往来内地拍戏,能够在画面上呈现多一点给予观众。”

1999年来到内地的梁国冠,已经算是第二批“北上”的香港导演了。此前他就职于香港亚洲电视。时任亚洲电视监制的冼志伟向梁国冠提出,有没有兴趣到内地一起发展。他需要一批优秀导演共同合作。“我考虑了很长时间。”自1990年进入香港电视业,梁国冠还差几个月就工作满十年了,“毕竟以前都在香港干活,从没有离开家,我也没学过普通话,听都听不懂。”但冼志伟告诉他,内地市场很大,收入也会比较高,如果愿意的话可以趁年轻“赌”一把。

梁国冠认同冼志伟的想法。在他看来,香港电视业就像一个工厂,流水作业,一年拍的戏量很大,类型也很丰富,但实际上就是棚景与实景交替的固定模式,很难再有挑战。碰巧同一年,梁国冠曾为电视剧《海瑞斗严嵩》来江苏无锡取景。“看到那个地方我都‘傻’了。原来内地古装剧的场地建设那么好!地方那么大,条件非常不错。原来外面的世界挺大的,只是我一直没接触。”没多久,梁国冠便答应了冼志伟“北上”的提议。

起初,钟澍佳一直在拍电影。2002年曾志伟主演的内地电视剧《其实你不懂我的心》在北京拍摄,“他问我要不要过来帮忙拍这个电视剧,于是我就被介绍到北京了。结果因为《其实你不懂我的心》没有那么快开机,我就先拍了另一部内地剧《奔腾向海洋》,这是我拍内地剧的开始。”

即便时隔25年,蒋家骏依然清晰地记得,在他决定扎根内地,并从香港飞往《千秋家国梦》片场的那天,恰好是1997年7月1日。机组给每一位从香港飞往内地的乘客赠送了纪念品,上面写着“欢迎回归”。

习惯多个导演联合执导

许多香港电视导演初到内地,不懂普通话,没有人脉,那时也没有所谓的“大数据”。他们就像是满怀一腔抱负的“新人”。而内地对香港电视导演也几乎一无所知,“我跟他们说我在香港拍过什么,他们其实不晓得,没有所谓能打动他们的作品。”梁国冠坦言。

与内地一度流行“总导演中心制”不同,在香港,“联合导演”是更为常见的模式:一名监制,搭配四到六个导演加上多个助理编导共同合作。监制抓题材、创意和大方向,导演负责生产,各个部门拼凑成专业流水线,短时间就可以完成一部作品。在梁国冠看来,高效率、商业化是香港导演的优势,“对于资方而言,如果你能3个月完成,绝对比一年省钱。内地看中的其实也是这种从香港带过来的制作模式。”

朱锐斌来内地拍的第一部戏叫《绝地苍狼》,共20集,他只负责其中几集。蒋家骏执导的《千秋家国梦》合作导演为香港导演卢伦常、姜明海。李国立、林玉芬、梁胜权、吴锦源等导演曾合作拍摄《仙剑奇侠传》等作品。

梁国冠刚来内地时,也是靠着第一批开疆拓土的前辈。前辈接到一部戏,会根据剧作类型,邀请不同的香港导演合作。梁国冠的第一部戏就是冼志伟接下的《济公传奇》。“香港同行更了解我们擅长什么,也知道我们的短板。在大家的带领下,我就慢慢适应了(内地)。都是这样走下来的。”梁国冠说。

直到如今,绝大多数香港导演都在内地积累了可以担任“总导演”的资历和名气,但仍有不少人选择和熟悉的伙伴联合执导。“我们会一起共同创作,共同改剧本。两三个导演坐在一起,这句台词应该怎么说?这么改大家同不同意?合作了很多年,彼此了解,彼此尊重,我们可以多交流,合作起来能拍的题材也会特别多元化。”马华干说。

他以去年杀青的电视剧《安乐传》为例,该剧是他与香港导演成子瑜、苏飞联合执导。其中一开场安乐(迪丽热巴饰)与韩烨(龚俊饰)两个人相遇的阶段,交给一个导演去拍;中间在大理寺查案的阶段,交给另一个导演去拍。“我们不会把一整个阶段的戏拆得很碎让三个导演拍。一天两个组开工,三个导演的时间安排也相对灵活,可以有休息时间专注思考自己的故事线和思路。”马华干说。

钟澍佳表示:“我现在带的导演徒弟都是内地人,他们很勤奋、机敏,这么多年学到了不少香港制作经验上的快和准,同时在内地大市场环境和资源的支持下成长也非常快。我们从小都是前辈带出来的,现在成为前辈的我们更要去提携后辈。”

惊讶于拍剧“人山人海”的声势

朱锐斌拍摄《绝地苍狼》时曾前往宁夏银川取景,他惊讶于内地会深究每一件道具和场景细节。例如《绝地苍狼》中的房屋,都是道具团队在现场一点点用犁翻的地基并建造起来的,“那个时候我就感觉,哇!真的是这样子做出来的。”

香港导演“北上”后,往往都会被内地的“实景拍摄”所震惊。香港受限于地域面积,电视剧场景较为“固定”,例如,时装戏多选择电视台附近的街道,或大家熟悉的那几条街;古装戏可选择的山林景致也十分雷同。而内地在古装场景的选择上便丰富许多,有崇山峻岭、高原平地,也有一望无际的沙漠,碧波万顷的湖泊……“内地的大好山河,很多景是我们在香港无法想象能拍到的。”蒋家骏说。

在都市题材中,北京、四川、上海等各具特色的不同地域,也赋予时装剧截然不同的气质与表达。钟澍佳来到内地后,首先感觉到眼界的开阔。“因为香港很小、很拥挤。我们经常在香港拍摄的时候是拍不到全景的。但是我第一次来北京的时候,看到这么宽的马路,这么巨型的建筑物,就觉得自己整个视觉观感都不一样了。其实对导演在画面设计、场面调度上都会有很大影响。”

不止于场景,在拍摄手法上,自千禧年起内地在技术的进步、细节的要求上,也逐步赶超香港。蒋家骏回忆,香港电视和内地电视都分棚景跟外景,但香港的棚景基本是三个机器切割,“等于内地的情景剧拍摄手法”;外景才是单机位拍摄。但内地自上世纪90年代末基本开始普及单机位,后来是双机位,直到如今发展到三机、四机位,“内地不会在现场有场景切割,相对来说更像拍电影的手法。”蒋家骏说。

但香港导演提到内地与香港最多的“不同”,还是在于工作模式。据悉,当年香港电视业人力资源不足,片场没有剧务、场记、道具等细分团队,只有助理编导担任剧组的“螺丝钉”,串起这些最基础的工作。但来到内地片场,有成百上千名工作人员,剧务、道具、美术、服装等细分部门,大家各司其职;遇上拍大场面,也从不担心群众演员不足。“人山人海”,几乎是每个香港导演来内地后的共同感受。“香港不会看到一个组里有这么多工作人员,而且他们每一个人都很拼命。”朱锐斌形容,在内地拍电视剧就好像在香港拍电影,甚至有时比电影规模还要庞大。

工作人员众多,工作模式迥异,令香港导演必须持续摸索、适应与内地剧组融合的新工作方式。蒋家骏最需适应的是剧组集中管理制度。在香港,拍摄地与住所之间距离较近,导演们往往收工后就直接回家了。但内地通常要求主创人员住在剧组附近的酒店。“其实集中在一起,从开机、进组到杀青,这个制度对于创作拍摄来说还是比较好的。因为这段时间大家可以集中、完全地为了这个戏的创作在一起,随时开会,有什么就马上解决。香港可能大家回家了,就都忙别的事情去了。”

梁国冠则学习着内地的社交方式——怎么能调动上百位来自五湖四海的人的积极性,让他们按照导演的想法完成任务?在梁国冠看来,一般内地的导演都很威严,偶尔会用“骂”的。他也曾尝试过,但效果不好,“可能因为普通话不好。”后来,梁国冠就和大家交朋友;但也不能关系太熟,太熟就会容易偷懒了。在内地片场,梁国冠学会了买奶茶,学着恩威并施,“就为了工作顺利,各种摸索。”

“港普”总有“囧事”发生

在众多“不同”之中,普通话是香港导演的共同挑战——听不懂、不会说,是他们来内地前的普通话水平。

“刚到内地的时候和大家沟通还是有些不顺畅。多说、多听就好了。”戚其义表示。朱锐斌也说,自己的普通话“完全是来到内地才学的”。他在片场只用“港普”讲戏。懂粤语的内地副导演必须一直坐在朱锐斌旁边,一旦朱锐斌不会说了,他就用余光瞥下副导演,偷偷给个小手势,示意他来翻译。

香港导演也时常因“语言不通”在片场发生“囧事”。马华干曾多次在片场用“港普”向美术、道具团队要求调整细节,例如这里的颜色要重一点,那里的道具要怎么摆。但起初很少有人能第一时间理解。“有时我说话语气重一点,他们听不太懂,就以为我在生气。实际上我没有很生气。”朱锐斌在现场讲戏时,有时语速非常快,“讲完就完了,以为人家会明白,但其实很多(普通话)都讲错了。”有时演员抹不开面子,应和着“听明白了!”但当朱锐斌转过头,却看到副导演和演员窃窃私语。“我说:‘喂!拍戏了,还在聊天?’然后副导演就告诉我,他们不是聊天,是演员在问我刚才说了什么。拍到今天,他们都还在笑我的普通话(笑)。”

朱锐斌也总是难以分辨内地的片场用语。例如,演员在对戏时,架在前面、防止反光的白色板子,内地管它叫“反光板”,香港则叫作“白片”,“这个多讲一讲就能知道。但内地各个地方的地域台词真的太难了。”朱锐斌坦言,他拍过一部时装戏,剧中有四川口音、东北口音。直到在内地生活了很多年后,他才基本分辨出这些口音的归属。

“但长期这样也不行。”梁国冠坦言,当他决定在内地长期发展后,他首先思考的便是解决语言交流问题,“我天天找副导演帮我翻译、做手势;跟演员沟通不行就直接演一次给他看。这样下去不是办法。”为了更好地学习普通话,2000年梁国冠前往北京,就拿了一个背包,找个宾馆,硬着头皮住下了。那段时间,他每天在餐厅都用“港普”和服务员聊天;打出租车和司机也一路“瞎聊”:“最开始没人听懂我说的,说得我脸都红了,但也没办法,就这样子慢慢学。其实用两三年的时间(就熟练了),有语境会学得比较快。”

生活在内地

从沪漂、横漂到北漂,各地美食“啥都能吃”

钟澍佳

我在北京一住就是二十年,我的太太和孩子们也都在北京,我感觉自己就是个老北京了。除了拍戏的时候,我都在北京,这里是我的第二个家。因为我去年回到TVB管理整个制作业务(定制剧/同步剧/合拍剧),我们全家也将搬去香港,而我也想将这二十年在内地学到的经验和创作视野带回TVB,输送更多TVB的后辈来内地学习。

戚其义

在内地我学会了点外卖,或者shopping(购物)不用出门。即使出门,一部手机就够了!

蒋家骏

2008年之前我长期住在上海。上海跟香港有很多相似的地方。譬如当时上海已经有24小时便利店。而且上海城区比较小,活动范围都集中在浦西那一块。香港人的生活方式比较简单。2003年我在上海跟一些香港朋友开了一间茶餐厅,有自己吃饭的地方,又有生活,就很有归属感。后来因为整个内地影视圈都比较集中在北京,那段时间我们拍完戏之后,回到上海,放下行李又要飞到北京去做后期,没几天又开始拍下部戏,其实在上海待的时间不是特别长,干脆就搬到了北京。

朱锐斌

以前我们都是在内地漂泊。有一段时间我住在深圳,然后大部分人都搬到北京,我就去北京谈戏;后来在上海拍戏,就搬到上海了。最近在横店开工比较多,现在就住在横店。哪里开工哪里就是家喽。最开始我是内地、香港两边跑。我老婆曾经问我,有没有算过今年有多少天在家。我说我不知道。然后她就很确定地跟我讲,26天,一个月都不够。

在内地我最大的变化就是饮食。有一次去新疆拍戏,对方问我吃不吃“狼”。我说我不吃的!但原来他们说的是馕。还有去四川拍戏,每天都是麻辣火锅。吃完以后我就知道,我准备去拉肚子了(笑)。但现在我的肠胃已经很适应各个地方的食物了。人家问我吃什么,我说我啥都能吃。反而回到香港,有些时候肠胃不舒服,医生说我“水土不服”(笑)。

梁国冠

我在北京定居了十几年,但基本上每年撑死了住两三个月。因为这20年拍了很多作品,基本上都在剧组度过了。在北京最大的感受就是地方太大,一天只能办一件事。香港是紧凑型社会,一天跑遍整个香港都没问题,所以刚开始是不适应的。但是随着科技发展,2003年左右我在内地买了第一部智能手机。有了手机基本“全国通行”,什么都可以了!手机就是我的钱包,能点外卖、移动支付……我现在回香港,跟他们说,600块钱四年前提出来,(现在)还在兜里没用过。他们都不相信。

最近几年已不住北京,目前视频网站都走大数据;开会可以通过视频,要面谈坐高铁也快。主要因为南方人还是怕冷、怕干燥,没办法,就转住上海了。

马华干

在内地,哪里拍戏我就去哪里。1996年到2000年,大部分时间在北京拍古装戏,在北影厂、怀柔这些地方。2000年以后,古装戏大部分去了横店,我就去横店拍古装戏,没有固定的地方。但是最近10年我都在北京跟香港。九几年北京跟现在的北京是两个世界。那个时候北京对我来说已经是很现代的城市,但是总觉得当地人为什么说话很“冲”,比如打个出租车,司机说话声音特别大。刚开始每天都想吃广东菜,但后来对这里生活习惯了,越来越觉得北京火锅挺好吃的,北京烤鸭我也喜欢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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